吕孝礼

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社会造成了深远影响，对危机研究者来说这种影响更具特殊性。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为危机研究者提供了“具身”体验全球巨灾风险冲击的机会。平时，危机研究者经常提及或者读到“跨界危机”(transboundary crisis)、巨灾(mega－crisis，catastrophe)等概念，然而真正可以获得 “具身认知”的机会很少，能激发研究灵感更不容易。比如，在博士研究生刚入学时，我学习牛津大学Bostrom教授对威胁人类生存风险(existential risks)和全球巨灾风险(global catastrophic risks)的论述(见图1)，但是对其内容几乎无感，甚至会想灾害对欧洲同行造成的影响相对较少，此类研究不免有些杞人忧天。因为大家所能观察到成为现实的巨灾事件，主要停留在SARS事件、汶川地震、卡特琳娜飓风、印度洋海啸、东日本大地震这样影响尺度的。今天，可类比西班牙大流感这样全球巨灾风险的新冠肺炎疫情成为现实，这也让我们感受到全球巨灾带给我们的冲击远非一般灾害所能类比，因此也需要系统梳理此类全球规模巨灾对社会系统特别是公共管理和政策体系所带来的影响。

第二，疫情深化了危机研究者对各国危机治理多样性的理解。疫情前，Kuipers等 (2015)对欧洲22国应急管理体系的跨国比较研究已表明，没有普世的理想型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各国应从各自行政体系的特点和历史出发，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应急体系。各国应对新冠疫情的实践进一步印证了这些多样性，不同国家间公民在价值倾向等方面的差异在佩戴口罩等疫情防控举措中得以进一步放大。一个鲜明的对比是，欧洲很多国家在面对食品等的风险不确定性时倾向于采取谨慎原则，而在面对口罩佩戴抉择时，却显得不那么谨慎。在面对口罩能否阻止疫情传播这一问题上，不少政策场域的讨论一直在偏执地追寻科学论据，甚至出现在荷兰访学的中国学生在街上佩戴口罩却被警察禁止这类干涉个体选择自由的情况，这都与缺乏明确科学结论时而采取谨慎原则的常规做法相悖。这些多样性的存在也告诉危机研究者，需要更为包容地看待不同危机治理体系应对突发事件的得失成败，需要更多关注中国危机管理和政策实践中的核心冲突和张力，探索与中国行政体系、价值导向、历史沿革相兼容的发展路径。

第三，进一步反思循证及专家决策支持的极限，危机政治与管理研究的“科学”鸿沟还很深。各国在疫情应对过程中采用了极为多样化的应对策略，这种差异性也体现在疫情决策中多大程度上倚重专家及追求循证。英国等国家是专家主导疫情防控决策，从这些国家的疫情应对情况来看，专家主导型决策也存在局限(Stevens, 2020)。这些局限不仅是由疫情发展演化的不确定性造成的，也是决策支持中存在的大量组织设计和过程管理问题的结果。例如，在循证所依赖的支撑数据极度有限的情况下，如何过滤一些无效模型结果对防控决策的干扰；再如，如何应对当前精细化科学分工引致的分布式判断与应急决策所需的综合形势研判之间的张力(吕孝礼等， 2020)。而这同样也说明，危机政治和管理过程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无法对此给出好的循证支持。

第四，深化“理解”，危机研究者需要进一步坚定地回归田野。作为危机研究者，疫情中不免被同事朋友问及怎么看待疫情的走向和处置工作，这也让我重新思考危机研究者与其他深度参与疫情的同行相比具有哪些独特性。深入武汉一线的新闻工作者带来了比较深入的一线叙事和事件复盘，参与疫情处置的诸多同行获得了决策和处置的切身体验，学界同行也不断宣称中国公共管理实践已经远远走在研究前面。其实，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广义社会科学领域，黄宗智老师在“实践社会科学”系列丛书总序中断言：“中国和美国的社会科学近年来多偏重脱离现实的抽象理论建构。”黄宗智老师针对这一现象提出的破局路径是回归实践。实际上，危机研究者有很强的“实践”基因和传统，Russel Dynes，Todd R. La Porte，Uri Rosenthal，Bengt Sundelius，Gilbert White等业内资深学者都有非常深入的实践参与经历(吕孝礼、朱宪，2019)。这些实践和田野经历对于深化“理解”危机现象是非常必要的。同时，危机研究者还需要长期跟踪领域内的最新实践和政策进展。由此所获得的对实践的深度“理解”，再加上科学的分析方法得出的研究发现，将会让危机研究者有别于其他实践同行。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独特背景之下，本专栏收集了两篇文章，分别就两个经典危机议题开展了研究探索。

《危机干预如何修复政府信任？——风险沟通与社区支持的调节作用》一文关注了危机研究的经典议题——危机中的信任及其影响机制。作者于2020年4月采集了基于网民抽样的截面数据，通过回归分析揭示了焦虑情绪、风险沟通和社区支持等变量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

《学习与竞争：重大突发事件如何触发政策变迁的文献述评》一文综述了国内外重大突发事件冲击与政策变迁之间关系的系列文献，并提出了重大突发事件后的政策变迁存在学习和竞争两种路径，其中学习路径包含注意力机制和理念机制，竞争路径主要有叙事和动员两种机制。同时，作者也指出目前主流理论解释中国场景的局限性，呼吁强化中国场景的实证研究。

上述两篇文章的研究问题和分析视角不尽相同，均围绕危机管理的经典议题开展了有益探索，未来可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化相关议题的研究。《危机干预如何修复政府信任？——风险沟通与社区支持的调节作用》一文基于政府信任的截面数据的分析，揭示了干预手段的影响。未来可进一步思考如何减少回溯性问卷所带来的后见之明偏误(Hindsight Bias)的影响，更好地捕捉公众对政府信任的动态演化韵律，这也是危机研究需要面对的普遍挑战。《学习与竞争：重大突发事件如何触发政策变迁的文献述评》一文对于重大突发事件触发政策变迁的文献综述正当其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与此同时，各省市按照中央统一要求，结合各地实际开展了补短板、强弱项的工作，逐步推出了公共卫生、物资储备等领域的行动实施方案。这些密集出台的政策及其后续实施，为开展该议题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素材和探索空间。

参考文献：略